“在我13岁时，我家里忽遭遇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；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。”

这听上去很惨，好像鲁迅家遭遇火灾，一夜之间把所有东西烧没了似的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

富人说穷，与穷人说穷，是两回事。

穷人说自己家“几乎什么也没有了”，是家里连根草也没有了，富人说自己家“几乎什么也没有了”，是扫扫地缝子，还够吃三年。

俗话说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破船还有三斤钉。

此话不假。

一

鲁迅家住在绍兴的富人区——新台门。这是周氏家族的三座台门之一。所谓“台门”，就是有着高台阶的大宅。

这些住在“台门”里的子弟，有个专门称谓“台门子弟”。这个称呼有敬仰，有尊重，也有隔膜。台门内外，有一道看不见的沟壑。

鲁迅出生时，新台门六房已经末落，最后一个耀眼人物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。

周福清于1871年考中进士，三甲十五名，名次不算好，不过，这可是进士，哪怕最后一名，也是精英人才。

周福清在翰林院几年，下放江西金溪知县。从翰林院出来的知县，俗称“老虎班”，没人敢惹。但是周福清脾气坏，嘴巴臭，无人不骂，官场上混的人缘很不好。家里，夫妻不和，妻妾争风，闹得家反宅乱。当了没几年县令，被林则徐女婿两江总督沈葆桢参了一本，革了职。闲了几年，他捐了一个内阁中书，是个没什么外快的小京官，他也不是孤身在京，而是带着小妾，雇着奴仆，薪水够用而已。

他的孙子周作人说：“介孚公（周福清字介孚）在京里做官，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，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。”

周福清宦海浮沉二十年，大约当县令那几年弄了点钱，时间不长，也没弄多。鲁迅说他家是“小康之家”，这话没错，在台门人家，他家确实只是小康，跟普通人家比起来，就不是小康，而是大康。

一个人通常只是跟自己阶层的人相对比，很少与远远低于自己的阶层的人对比。

鲁迅的祖父周福清，一个算盘没打稳，把他家带进了深渊。

1893年，周福清听说主持浙江乡试的是他的同年殷如璋，就想向殷如璋行贿，让他长子周伯宜（鲁迅父亲）和几个亲友的子弟考中举人。消息泄露，周福清被判斩监候，周家变卖家产，上下打点，周福清才保住命。

一位人人仰慕的进士，转眼变成死囚犯。一个堂堂翰林府，转眼变成囚犯之家。此事轰动绍兴城，周家的人出门，人们的眼光跟聚光灯似的，照得他们无地自容。

鲁迅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，受父亲牵连，革去功名，还要忍羞含愧，卖地，典当，给父亲保命。周福清保住命，他又要出钱给父亲租房（周福清所谓的坐牢是在监狱附近租了座房，与小妾、小儿子、次孙、佣人居住），送生活费。

周伯宜染上大烟瘾，卧床不起，也要花钱。

他的长子周樟寿（鲁迅原名）代替他的角色，抱着包袱跑当铺。那时鲁迅才十来岁，身材还没长成，个子很小。当铺的柜台特别高，鲁迅常去的恒济当，柜台接近两米高，小小的鲁迅，踮起脚尖，才能把包袱托到柜台上。

掌柜和伙计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，打开包袱，对里面的货物评头论足，吹毛求疵，挑够了毛病，才给出一摞大洋。

恒济当老板姓夏，捐过一个湖北粮道的官儿，他经常拿着水烟袋坐在柜台后面，看着那些落魄人家的子弟抱着包袱来典当，心里美滋滋。

有一回，鲁迅抱着一件狐皮袍子来典当。夏老板拿着水烟袋，笑哈哈追出来说：“怪不得人们都说你们周家家底厚，这都几年了，还有狐皮袍子。”说着又是一串哈哈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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